以下報導摘自新聞網絡:
李怡 August 26 2019
倪匡兄說，他想不到現在香港人會如此勇敢抗爭，一兩百萬人上街，年輕人不顧死活地在前線衝。他說，如果當年香港人這樣站出來反對共產黨統治，莫說百萬人，就算50萬人，英國也不敢把主權拱手給中共。那時候的香港人不認識共產黨真面目，「只有我跟你幾個寫作人反對，整個社會沒有強烈回響。失去了大好時機。」
在中英談判期間，勞思光、徐東濱及包括我在內的幾個知識人組織「香港前景研究社」，就延續英國管治設想了不少方案，但在社會得不到回應。擔心97後景況的人紛紛移民，無法移民的就接受宿命；也有包括當時的大學生在內的少數人，相信會有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。一種朦朧的民族意識，覺得要英國延續殖民統治似乎「不道德」。行政局議員鍾士元率團奔走倫敦、北京，表達香港人對主權轉移的憂慮，在倫敦不太受重視，到北京見鄧小平則不歡而散。在中英談判大局已定的時候，他接受我訪問，疲倦地說：「你叫我跟中英對抗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沒有後盾，沒有選民。」1984年戴卓爾夫人在香港舉行記者會，時任記者的劉慧卿問她：「你們將500多萬香港人交給獨裁的共產政權，在道義上是否說得通？」她回答說，我們甚麼都做了，「所有香港人都滿意，你是唯一的例外。」當然不是，實際上是絕大部份香港人不滿意，但確實沒有太強的抗議聲音。
原因是當年香港人縱使有些人有舊日經驗，但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受壓迫欺凌的感覺，跟現在香港人的切身感受不一樣。香港人沒有經過民主洗禮，自由法治是英國統治帶來的，毋須香港人去爭取，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而不覺珍貴；沒有壓迫感窒息感，也就沒有抵死抗爭的意識，連遊行示威也發動不起來。現在回過頭去看，不是錯失機會，而是沒有機會——不存在可以發動民眾的氣候和條件。
現在香港人的奮起抗爭是不是已經時不我與了呢？不錯，香港已成專制政權的囊中物，就力量對比來說，香港的抗爭確實是以卵擊石，沒有勝算。但這種以弱抗強的鬥爭，也賦予了香港抗爭運動令全世界驚訝佩服的正義光環。早兩天，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班農接受訪問時說，香港年輕人「一次又一次堅韌不拔、志在必得、毫不鬆懈、絕不退縮地上街抗爭，他們是當代英雄，應提名諾貝爾和平獎。他們向世人展現自由的男女，面對極權毫不示弱、挺身而出的精神，他們不僅是全世界年輕人的榜樣，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樣，我覺得非常偉大，歷史就在我們面前，香港遊行必將載入史冊。」並說，如果中共惱羞成怒，像六四那樣鎮壓，那麼中共的死期也到了。
歷史上香港人錯失了一個免於落入極權手中的機會，正因如此，歷史也給了香港人一個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機會，就是以微弱的自由力量，去抗拒一個超強的專制力量。而微弱的自由力量的背後，是全人類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追求自由的心靈。香港人現在就站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對抗奴役的最前線，螳臂擋車。也許你會說，勢單力薄的香港幾百萬人，擔負得起這樣的重任嗎？當然擔負不起，但是，幸也罷，不幸也罷，生在這時代的香港，不想做奴隸除了抗爭就沒有選擇，這就是香港人的時代使命。
